
法国北部,索姆河畔,一个叫弗莱尔(Flers)的小村子。
1916年9月15日,天色还没有亮透。雨已经断断续续下了一个多月,战壕壁被泡得发软,士兵们站在没过脚踝的泥水里,脚下的木板踩上去会发出吱呀声。按照命令,进攻将在六点二十分开始。等待的那一个多小时,是一天里最难熬的时间——圣枪、弹药、绷带,所有东西都要在这段时间里再检查一遍,然后是沉默,然后是人人都知道的那种沉默。
就在五点十五分,一个从没听过的声音从英军阵地后方传过来。
那是金属的、笨重的、有节奏的轰隆声,像一台拖拉机在井底爬坡。战壕里的士兵探出头去,看见一个大约八米长、两米半高、轮廓像个压扁的菱形的东西,正从交通壕出口一点点挪出来。它没有马拉着,也没有人推。它把自己整个压进了泥里,然后用履带把车身又拽出来,车顶冒着一缕青烟,速度比快步走的人还慢。
它压平铁丝网,跨过弹坑——那时候没人知道该怎么称呼它。发给车组的正式说法是"机枪运载车"(Machine Gun Carrier);军官们对士兵的解释更省事:那是给俄国前线运水的储水罐车,别多问。
德语那边的士兵后来在信件里给出的名字更直接,大意是"魔鬼的马车"。
那一天,从弗莱尔到马丁皮什(Martinpuich),从海伍德森林(High Wood)到库尔瑟莱特(Courcelette),正面上大约六公里的战线同时开始轰响。这一天会被称为"坦克的生日"。而在五点十五分,第一批看见它的人,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看见的是什么东西。
要理解这个钢铁盒子为什么会在1916年9月15日早上出现,得先回到1914年秋天。
那年8月一战爆发,9月马恩河战役之后,西线从瑞士边境一直延伸到北海,双方挖了八百多公里长的战壕,然后谁也推不动谁。原因非常简单粗暴:机关枪加铁丝网。一挺重机枪每分钟能打出几百发子弹,一个连的士兵要在没有任何遮挡的地面上跑过几百米,结果是可以算出来的。进攻方的炮兵能把对方阵地炸成月球表面,但炮火一停,守方的机枪手从地堡里爬出来,回到原位,继续收割。
这套死亡算术的第一次大规模验算,发生在1916年7月1日——索姆河攻势的第一天。那一天,英军在一条不到三十公里长的战线发起总攻,一天之内伤亡五万七千四百七十人,其中阵亡一万九千二百四十人。这是英国陆军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天,而这个数字还不算法国人和德国人。
在这种局面下,人的反应分两种。大多数将军的答案是:加大炮击强度,多打几天,多死点人,总能磨过去。少数人的答案是:得换个东西上去,替人挨机枪。
这个答案最早是由一个工兵军官给出的。1914年10月20日,英国远征军工兵军官欧内斯特·斯温顿(Ernest Swinton)中校给总司令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,提议制造一种"机枪破坏者"(machine gun destroyer):用拖拉机式的履带底盘,加装钢板装甲,能自己压过铁丝网,能跨过战壕,车上装机枪和火炮。他的逻辑很朴素:机枪打不动钢板,人是挡不住履带和铁的。
这份备忘录在军方被压了下来,但被内阁秘书莫里斯·汉基(Maurice Hankey)看到,往上递了出去。1915年1月5日,海军大臣温斯顿·丘吉尔给首相阿斯奎斯写信,说可以在履带拖拉机的底盘上装钢板和小型火炮,做成一种装甲车辆。
于是整件事出现了第一个荒唐的地方:一套为陆战设计的武器,最后的推手是海军。
原因也不复杂——陆军正在打一场消耗战,每一分钱、每一个人、每一台机器都投进了炮弹产量和步兵补充;海军有钱、有闲,更重要的是有一群现成的机械工程师,还有现成的舰炮。1915年2月20日,"陆地战舰委员会"(Landships Committee)成立,主席是海军造舰总监尤斯塔斯·德因库特(Eustace Tennyson d'Eyncourt)。这个委员会的名义名称是"陆地战舰",因为海军系统里最容易通过的就是这个名字——听起来像是海军的岸防设备,审批流程会顺很多。
从这一天起,这件陆战武器的每一个零件,从车体形状到主炮口径,都带着海军的指纹。后来车组里装的两门57毫米炮,就是标准的海军舰炮改的。

把这台机器从一份备忘录变成一辆能开动的实车,牵头的不是将军,而是一小串具体到名字的人。
第一个人是斯温顿。他的贡献不在于设计了什么零件,而在于他很早就想清楚了这东西的用途和代价。1916年3月,英国组建"机枪军团重装分队"(Heavy Section, Machine Gun Corps),斯温顿以中校之职担任指挥官,在英格兰的埃尔弗登(Elveden)秘密训练第一批车组。他同时也在唱反调:他坚持认为,这东西要么不上,要上就得有至少一百辆以上、车组训练满六个月,第一次露面就得是一次能改变战局的重拳。如果只拿出几十辆、让一群只练了几周的人开上去,那就等于把秘密武器变成一次昂贵的表演。
他的上司不这么想。道格拉斯·黑格(Douglas Haig)元帅看着索姆河前线的伤亡数字每天都在跳,只想要一件能打破僵局的东西,越快越好。
第二个人是沃尔特·戈登·威尔逊(Walter Gordon Wilson)。这是个真正的机械天才,战前是海军航空队的军官,腿在早年的事故里受了重伤,走路一直不方便。真正解决"怎么翻过战壕"这个核心难题的是他:把履带从车底绕到车顶,包住整个车体轮廓,做出一个像压扁的菱形的形状。这样一来,车头前端像船头一样翘起来,撞上铁丝网能直接压过去,撞上两米多高的胸墙,车头抵住、履带一转,整个车身就先抬头、再往前爬。今天看来这是一句话的事,在1915年,这是从零开始的一次构想。
第三个人是威廉·特里顿(William Tritton),林肯市农机厂 William Foster & Co. 的总经理。他负责把图纸变成实物,解决的是一堆必须解决、但永远上不了报纸的问题:什么材料能扛住钢板重量而不把车底盘压断、履带链条用哪种、发动机怎么布置才让车内的八个人有地方站。1915年9月,第一台样车"小威利"(Little Willie)在林肯试车成功。1916年1月,改进型"母亲号"(Mother)也跑了起来。
1916年2月2日,这台"母亲号"被开到哈特菲尔德公园(Hatfield Park)做了一场演示,观众席上有军需大臣劳合·乔治、陆军大臣基钦纳、还有一批海军和陆军的将官。据在场的几个人后来的回忆,基钦纳看完之后,把它称作"一台挺精致的机械玩具"(a pretty mechanical toy)。
这句话后来成了装甲兵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误判。而在当时,它也是相当一部分高级军官的真实想法。
先说说这台机器到底是什么。
定型的型号叫马克I型(Mark I)。菱形车体,全重约二十八吨,戴姆勒105马力汽油机,公路最高时速大约六公里,在索姆河这种被炮火翻过三遍的烂泥地上,实际速度比人走的还慢。车组八个人:四个人管驾驶和发动机,另外四个人叫"换挡员"(gearsmen),坐在车体两侧的变速箱旁边,靠听驾驶员喊的指令手动换挡——因为车里没有变速箱同步机构,换挡必须靠人力操作,而且必须由专门的人蹲在那里操作。
武器上有个今天听起来很古怪的分类:装两门57毫米舰炮加四挺机枪的,叫"雄性"(Male);只装五挺机枪、专门扫射步兵的,叫"雌性"(Female)。
车组是从各部队里挑来的志愿者。他们被要求对外自称"机枪运载分队",不许提车的真名。训练时教官还有一条规定:哪怕在食堂里私下聊天,也必须管它叫 tank。理由非常实在——这是个单音节、日常口语里天天会出现的词,用熟了之后最不容易说漏嘴。
1916年8月,第一批坦克被运到法国。到9月15日,能用的有四十九辆。黑格没有等斯温顿说的"一百辆、六个月"。
9月15日的进攻计划是索姆河攻势的第三阶段,目标是弗莱尔、马丁皮什、库尔瑟莱特和海伍德森林这几个德军支撑点。这一天同时登场的新东西有两个:一个是坦克,另一个是"徐进弹幕"(creeping barrage)——炮火像一道缓慢移动的墙,在步兵前面一百米左右往前推,步兵贴着这道墙走。这两样东西后来成了二十世纪陆战的标配。
六点二十分,进攻信号。而在之前的一个多小时,坦克已经先动了。
第一辆出动的是编号D1的坦克,车长是莫蒂默上尉(H. W. Mortimore),五点十五分发动。它是整场战役里第一辆越过出发线的坦克。
接下来发生的事情,用事后英军自己的统计说,是一份很难看的成绩单:四十九辆坦克里,能按时抵达出发线的约三十二辆;陷在弹坑和沟渠里动不了的约五辆;半路抛锚、被击伤或因机械故障退出的还有一批;真正冲到步兵前面、把德军阵地撕开一道口的,只有九辆。
但如果只看这九辆车做了什么,画面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德军的步枪和机枪子弹打在钢板上,全部弹开,只在表面留下一片白色的擦痕。有几处阵地的德军士兵没有等来手榴弹和刺刀,等来的是一台二十多米外还在往前爬的钢铁盒子,于是成建制放下武器。据英军战后的记录,在弗莱尔附近,一辆坦克(很多记述指向莫蒂默的D1)接收了大约三百名德军士兵的投降——车组只有八个人,根本看不住这么多人,只能让这些俘虏自己往后方走。
在库尔瑟莱特,加拿大第2师的步兵第一次真正跟着坦克推进:士兵贴着这个慢吞吞的铁盒子走,把它当作一面会动的墙。这个动作今天有个术语,叫步坦协同。
也有失败的一面。有坦克被德军炮火直接命中起火,车组来不及全出来;有坦克陷进弹坑后成了固定靶;有几辆"雌性"坦克只有机枪,遇上德军火炮毫无办法。
到黄昏时,英军拿下了弗莱尔、马丁皮什、库尔瑟莱特和海伍德森林,正面约六公里,平均推进不到三公里。为了这三公里,英军又付出了以万计的死伤。几乎所有参战的坦克都被机械故障、泥潭或炮火消耗掉了。
《泰晤士报》当时的记者在战地报道里描述了一种"缓慢爬行的钢铁堡垒",英国国内的报纸开始用"陆地战舰"这个词。黑格在战报里给它的评价是谨慎的:有效,但数量太少。斯温顿看到战报之后的反应很可能是复杂的——他早就说过会是这样。他不是反对用坦克,他是反对这么早用、这么少地用。

如果只用9月15日那天的战果算账,坦克是一次代价高昂的实验。它推进了三公里,损失了当天绝大部分的车,而且这已经算是索姆河攻势里少有的进展。
但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将军们的脑子里。
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两年多。1917年11月20日,英军在康布雷(Cambrai)一次性投入四百多辆坦克,在六个小时内突破德军经营了两年的兴登堡防线,突入纵深好几公里,英国国内的教堂钟声为之齐鸣——那是战争爆发以来很少见的一次。几天之后,德军反扑,大部分战果又丢了回去。这一仗说明了两件事:坦克能突破,但突破之后如果没有后续的步兵、骑兵和补给跟上,突破就等于白破。
1918年8月8日,亚眠(Amiens)战役。协约国用四百多辆坦克开路,配合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步兵,一天之内推进了十几公里——在堑壕战时代,这个数字是荒谬的。德军被俘约一万五千人。德军统帅鲁登道夫后来把这一天称为"德国陆军最黑暗的一天"。
到这一步,坦克已经不再只是"给步兵挡子弹的移动掩体"。
两战之间的二十多年里,一群人开始在纸面上重新构想战争:英国人富勒(J.F.C. Fuller)提出把坦克集中成一支独立的突击力量,而不是分散到步兵连队里去;李德·哈特(Liddell Hart)写了机械化战争的理论;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搞出了"大纵深作战",用坦克军撕开正面再向纵深突进;而在德国,古德里安把这一切读了一遍,1935年,德国组建了第一批三个装甲师。
1939年9月,二战爆发。波兰在十八天里被装甲集群和俯冲轰炸机拆开。1940年5月,德军装甲部队穿过被认为坦克无法通过的阿登山区,十几天后抵达英吉利海峡。1916年9月15日早上那台每小时走六公里的铁盒子,用了不到二十四年,变成了决定国家存亡的东西。
而今天,一台主战坦克重六十到七十吨,装一门120或125毫米滑膛炮,越野时速能到五十公里以上,装备火控计算机、激光测距、复合装甲。它的外形和1916年那台菱形怪物几乎没有相似之处。
只有名字没变。全世界管它叫 tank——一个水罐的名字。
整件事里最有意思的一层,是它的名字。
1915年到1916年,林肯市 William Foster & Co. 工厂的工人们在装配一种奇怪的东西:菱形的钢壳、履带、内部的发动机和变速箱。他们没有被允许知道这是什么。厂里给的说法是,这是为俄国前线制造的运水车——后来口径又改成"送往美索不达米亚的储水罐"。木箱外面的标记是 water tank,货物单据上也这么写。
这个说法的源头是"陆地战舰委员会"(Landships Committee)里的一次讨论。委员们提过很多备选名字:cistern(水柜)、reservoir(水库)、container(容器),最后选了 tank。斯温顿后来解释过理由:tank 短、好念、日常用得上,而且不引起任何联想——一个每天都会在水房门口出现的词,最适合拿来当军事机密。
结果是,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战时命名骗局,永久地变成了一件武器的正式名称。俄语把它音译成 танк,中文音译成"坦克",日语翻译成"战车",而英国人自己对付出的这笔命名代价毫无悔意。林肯市如今有一条街叫特里顿路(Tritton Road),纪念那位把图纸造出来的农机厂经理;在英格兰多塞特郡的博文顿(Bovington)坦克博物馆里,1915年那台"小威利"还在展柜里——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一辆坦克。
顺带一个细节,能说明那一天的车组是怎么打仗的:马克I型上没有无线电。一辆坦克在战斗中和外界唯一的联系手段,是信鸽、旗语、手势,以及在车内互相敲打发动机外壳。车厢里的噪音超过一百分贝,温度可以升到五十摄氏度,车组成员说话要靠喊和比划。因为钢板被子弹或弹片击中时,内壁会崩出细小的金属碎屑,车组会戴一种用链甲做的面罩——像中世纪骑士的那套东西,用来保护眼睛和脸。
所以1916年9月15日早上五点十五分,从战壕里爬出来的那台机器,里面坐着八个戴着锁子甲面罩、被发动机震得听不见彼此说话的人,他们唯一的对外联络方式是一只笼子里的鸽子。他们开的车,名字是从水房门口偷来的一个词。
这场战争后来把那个词还给了全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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